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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达的博客

这个时代的怕和爱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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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林达为两名作者合用的笔名。我们都于1952年出生在上海,1978年进入大学。现居美国。作品有“近距离看美国”系列:《历史深处的忧虑》、《总统是靠不住的》、《我也有一个梦想》,以及《带一本书去巴黎》。译著有《汉娜的手提箱》、《克拉拉的战争》、《盖比橱柜的秘密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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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巴斯克去  

2009-05-04 15:58:34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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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朗哥去世一年半之后的1977年,西班牙顺利进行民主选举。新的制度只是对自由、对自由选择有更大的保障。并不是说,它能确保一个地区不再遭遇困难。它并不能一竿子立即解决所有问题。可是,越是长期在独裁统治下的地区,他们的期望值越高。制度转型之后,社会对危机的心理承受能力会非常脆弱。

第二共和时期最后走向内战,就和经济危机有关。当时的西班牙经济危机,是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一部分,内战中断了西班牙的共和制度。这次,几乎和苏亚雷兹开启政治改革同时,西班牙遭遇又一次经济危机。经济困难出现在这个时候,怎样处理,成为对西班牙政治改革的考验。

这次经济困难,来自1962年到1975年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发展不平衡。通货膨胀,原材料价格上涨,失业率上升,而政府还没有应对的经验。它的端倪在早几年就开始了。从1973年到1977年,西班牙通货膨胀率一直在 15%居高不下,失业率增加了两倍半。失业人口中,只有一半能得到福利救济。于是,民生困难、罢工增加,西班牙成为欧洲国家中罢工率最高的国家。

1977年第一次大选成功,恰逢西班牙经济困难。虽然经济危机和政治上转型并没有直接联系,但是非常自然地,给了反对政治改革的人口实。这是西班牙民主改革很危险的时候。如果因此形成政治上的分歧尖锐化,就很容易把民众往两极拉,出现内战前的政治两极分化的状况。一般来说,在野的反对派出于自身利益,会有这样做的天然动机。可是,七十年代已经不是三十年代,西班牙的政治家,已经成熟了。

苏亚雷兹认为,应付经济困难必须和政治改革结合,要让所有的政党派别,都积极参与应付经济困难,而不要使一部分人成为经济困难的单纯受害者,从而游离于政治改革。他的策略是“政治求同”。

何塞·路易斯之夜

1977年9月,首相苏亚雷兹邀请各大政党的九位领袖,包括社会党的冈萨雷斯,共产党的卡利约,右翼人民联盟的佛拉加,以及加泰罗尼亚政党(PDC)和巴斯克地区政党(PNV)的领导人,住进首相官邸蒙克罗阿宫,讨论国家经济问题。这些人覆盖了西班牙从左到右以及自治区域的整个政治层面。

苏亚雷兹这一手,独具西班牙文化特色。

苏亚雷兹“政治求同”的一个具体做法,就是“谈”。不谈怎么能求同,求同必须谈。苏亚雷兹擅长的谈,不是政治家们的正式会谈,而是一个西班牙人和另一个西班牙人的面谈。这种谈,不能在会议室里,通常是在饭店里、酒吧里。在场的不是秘书工作人员,而是饭店侍者。桌子上不一定有文件笔记,却一定要有香槟葡萄酒。还有,这样的谈没有时间的限制,喝着酒,可以无穷无尽地谈下去。西班牙人,本来个个都是夜猫子。最后,把政敌谈成朋友,把分歧谈成合作。

这样的私下面谈,有段时间经常借马德里一家叫做 “何塞·路易斯”的饭店进行。所以,这种政治沟通方式有个浪漫的名字,叫做“何塞·路易斯之夜”。他们甚至总结出经验,“何塞·路易斯之夜”,必须在饭店酒馆这种公开场所,必须随心所欲,没有议程,没有规定议题,没有非要达成的结果。还有,人不能太多,否则气氛出不来。

“何塞·路易斯之夜”是西班牙文化中产生的独特的政治沟通方式,苏亚雷兹首创,在西班牙政治改革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我相信,这和西班牙文化中的那点天真和骄傲有关。在酒杯前坐下之前,他们就有那点天真和那份骄傲的。酒只是催生了天真的袒露和骄傲的燃烧。葡萄酒只是撕下了政治给人套上的假面具,心中原本有一份拉丁真情。假如工于算计,以计谋为高明的政治动物,喝之前就会撂下那句话:喝酒之后的承诺是不算数的。

这次,苏亚雷兹要防止经济困难造成政治分裂,他干脆把所有党派都请到家里来谈。

10月,他们宣布,已经就经济、政治政策达成一致意见。10月21日,他们发表了长达四十页的文件,各党派的三十一个代表在文件上签字,被称为蒙克罗阿盟约。

蒙克罗阿盟约

蒙克罗阿盟约的经济部分,是紧缩和节制的计划。国家更多干预经济,控制工资水平;提高退休金 30%,将失业福利提高到最低工资水平,用递增的所得税代替间接税,开征新的公司税和财产税。社会保险和政府开支将受议会严格监督。他们还同意,为七十万学生增加新教室,最终目标是免费教育。他们还一致同意把地区性的语言和文化引入学校课程。盟约还包括改造贫民窟,控制城市土地投机,补贴住房。其农业改革计划,是把租地者转变成土地所有者,最终结束佃农。

为此,工人必须接受到1978年工资上涨22%的上限,这意味着工资水平停滞,不再加工资,但是也不下降,因为政府的目标是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22%。

盟约的政治部分是一些有关立法的意见,目标是要把政治改革导入法治的轨道,最终实现新宪法。其中最重要的是修正了对公共秩序法的定义,定义为“在自由、和平、和谐地享受民权和尊重人权”基础上的公共秩序。政治改革还包括警察的改造,将民卫队置于内务部之下,而不是军队控制。

它开创了新的政治运作形式,就是坐下来,谈到能达成共识为止,这就是“求同政治”。这种方式在西班牙历史上从未有过,此后却屡屡发挥作用,特别是在一年后的制宪过程中。西班牙的政治不再是斗争的,而是竞争的合作的共同参与的政治。游戏规则建立起来了,参与者明白犯规才是犯规者的自杀。

这是苏亚雷兹在改革进程中期的关键时刻,依靠在野党和反对派来对付经济困难。执政方作出一些承诺,其条件是民众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忍受经济困难,在野党不恶意利用经济困难和民众的失望来给执政一方制造麻烦,而是帮助政府说服群众忍让。事实上,这次盟约的执行,在短期内有利于政府调整而不利于民众。民众是生活艰辛的实际承受者。特别是共产党这样的左翼政党,没有从盟约中得到什么,却放弃了他们本来可以利用这种形势扩大影响力的机会,实际上是反对党作出了很大牺牲。卡利约坚持这样做,不仅是他的思路转变,还表现了一个诚实政治家的底线:归根结底,你是要什么?如果是为了民众的长远利益,那么,当你确信协助政府渡过难关,符合民众的长远利益,那么妥协与合作,就是一个诚实的政治家的自然选择。

蒙克罗阿盟约让我们对西班牙人刮目相看。当时,距离佛朗哥去世还不到两年,距离大选之后不过四个月,落选的各党,还在吞咽失败的苦果,其中有佛朗哥时期的权势人物佛拉加,有最大的两个在野党,他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,给苏亚雷兹一个“好看”,而且名正言顺,在野党代表民众抗议,为民请命,天经地义。我们看到过多少新生的民主实验中,在野党能煽动就煽动,能开打就开打,哪里肯做这样的配合。西班牙民主改革最困难的时候,失业率几乎接近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水平,西班牙却忍了过来。由于蒙克罗阿盟约,西班牙政治改革在经济极为困难的七十年代顺利展开。西班牙人能如此走下来,实在令人惊讶。

制宪和立宪公投

大选之后,西班牙历史上遗留的很多矛盾还没有触动,这些矛盾恰恰隐含着各政党之间的深刻分歧。按政治改革法,大选后民选议会要制定新宪法。这部新宪法要回答一些基本问题,如天主教会和国家的关系、王室的地位、教育和教会的关系,以及地区自治的程度问题、土地问题、经济和社会福利问题,等等。历史上,第二共和国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无法妥协,造成了内战流血。

制宪又是非常关键的一步。

制宪过程,先是指定了各大党的七个代表起草宪法。起草委员会被称为“求同联盟”,其中包括最大党民主联合会三人、社会党一人、共产党一人、右翼人民联盟一人、加泰罗尼亚政党一人。非常遗憾的是,他们没能把巴斯克的政党代表拉进来。

1978年1月,起草委员会就完成初稿,它故意回避了一些尖锐对立的问题,以待下一阶段的党派协商。然后,起草委员会开始逐条讨论议员们提出的一千三百三十三项修正意见。

这时,求同联盟的七君子开始产生分歧,主要是地区自治、教育和教会问题。这些分歧一时无法求同,越讨论分歧越大。1978年3月7日,社会党愤怒撤回代表。加泰罗尼亚代表向自己的党报告说,委员会意见纷纷,唯一还有一致认识的是,我们最终必须完成这项工作。剩下的六人苦苦纠缠,最后出来一个修改稿。4月10日签字,社会党代表也回来签了字,总算没有分裂。

但是,这还不是议会能接受的宪法。

西班牙的立宪非常困难。因为这曾是一个以天主教为国教的国家,别的地方可能是冷静的政治议题,这里是牵涉信仰、是很伤感情的事情。

假如看看比邻的法国,论宗教历史一样悠久。可是,法国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,对教会的消解是启蒙的一个重要内容。法国大革命来得早,虽然有过回潮,可是回潮是暂时的,法国五次共和,一路接上了现代化,宗教是在一路后退。西班牙完全不同,革命的冲击非常短暂,佛朗哥追求的就是“传统的西班牙”。千年来,西班牙的宗教传统几乎没有中断过。而西班牙人,几乎天生就充满宗教热情。这种对天主教的热情,从西班牙通过移民燃烧到南美,再从南美进入本是新教天下的美国,连我们都能感受到。

我们在法国和西班牙,都去过许多教堂,感受完全不同。法国的教堂是肃穆的,你会向上仰视,全身心地离开尘世。法国是哥特式教堂的发源地,一些早期的教堂,形制还不成熟,并不如此完美。西班牙的哥特式教堂,发展相对比较晚,反而直接接过了法国哥特式教堂的成熟形制。不论是巴塞罗那主教堂,还是一些很小的小教堂,反而在造型上十分完美。可是,如果看惯了法国教堂,有时候,西班牙教堂会让你感觉装饰过度,肃穆因此被冲淡。高迪的圣家族教堂,在任何地区或许都是奇怪的、过分的,只有在西班牙,它恰到好处。我总是隐约觉得,站在西班牙教堂里,向上的飞翔不是绝对的,尘世在拖住他们。

长久以来,佛朗哥的国家不是政教分离的。所有的学校,包括公立学校,都多多少少带有教会学校的性质。宗教戒律和法律没有完全分开。违背宗教戒律,在西班牙可能就同时是违法。宗教文化渗入这块土地,佛朗哥上台的时候采取的对宗教的态度和强制政策,甚至是他顺应民心的地方。只是到了20世纪七十年代,使西班牙的宗教离开政治,无论如何也是时候了。可是到了操作层面,有民众的宗教文化感情问题,也有细节操作的困难。天主教会和国家的关系如何重新划定;政教分离,要分离到什么程度;天主教会和教育的关系;天主教会原有的戒律,如离婚、堕胎等,法律是否仍然支持,对西班牙人,都是大问题。

宗教之外,当然还有属于世俗世界的纠纷: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,农业和土地改革问题,还有最为棘手的地区自治问题。

西班牙制宪进入第二阶段,从5月开始,议会宪政事务委员会的三十六个成员开始公开讨论。这是需要极大耐心的一场讨论。总的来说,中间派占上风,虽然好几次到了分裂边缘。激进观点渐渐被边缘化,特别是右派人民联盟和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,他们逐步成为少数,他们不肯退让的主要原因是教会与教育的关系,以及区域自治问题。

5月22日,委员会在教育制度上陷入严重僵局。这天晚上,民主联合会的四个代表、社会党四个代表相约在马德里何塞·路易斯饭店会面,在饭桌上讨论分歧。两大党都算中间派,但前者偏右,后者偏左。这顿饭吃得通宵达旦,到第二天清晨达成了一系列妥协:所有涉及宗教问题的分歧,包括教会的独立、教育、离婚、堕胎问题,都达成了妥协;对劳资关系,对拒绝参军的良心反战者,对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等,也达成了妥协。尽管另外两党没有参加这次“何塞·路易斯之夜”,却预先和他们通过气,并且得到这两个政党的支持。他们承诺,不管结果如何,他们都认可两大党达成的妥协。

经过一百四十八个小时的议会辩论,总计一千三百四十二次演讲,议会宪政事务委员会终于在6月20日完成了修改稿。

7月份,“求同联盟”七君子已经工作了整整一年。议会对最后修改稿进行了审查、表决。只有两票反对,十四票弃权的主要是右翼人民联盟的代表。宪法文本给送到参议院,参议院通过时做出修改。议会再将这些修改结合到原先文本中。

首相苏亚雷兹对议会说:“宪法,作为民族和谐的表达,必须通过一致认同而达成。”

1978年10月31日,宪法文本终于以压倒多数通过。在最后投票中,五个右翼人民联盟的代表和三个巴斯克代表投了反对票,十二个巴斯克代表缺席弃权。

西班牙制宪的成功是非常不容易的,因为它们跨越了许多认识的、利益的沟坎。当年,就是这些迈不过去的沟坎,酿出内战。今天,西班牙在证明,历史记忆也可以起到正面作用,他们在吸取教训。制宪期间,西班牙左右各党派都在以历史记忆为鉴,促使和解。西班牙共产党的领袖们,在制宪过程中一再发表文章和演讲,回顾并一再坦率承认第二共和时代自身和其他政党所犯的错误,回顾内战对西班牙带来的破坏和灾难,回顾因内战而推出的独裁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停滞、障碍。正是历史,促使西班牙政治家,无论有多大的分歧,终于没有放弃努力,得到了一部宪法。

我有时候想,激烈争执后妥协的宪法,比没有争执的宪法要靠得住。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矛盾和冲突。要是不浮上表面,不是被一强势压死,就是大家不把宪法当真。西班牙人在制宪过程中争个面红耳赤,这表明以后他们是打算认真实施的。

1978年12月6日,西班牙全民公投通过宪法。68%的选民参加了投票,其中只有7.2%的人投反对票。1978年12月27日,西班牙国王胡安·卡洛斯签署宪法。西班牙王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正式确立。

此时此刻,人们会想起,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卡利约在一次呼吁支持宪法的群众集会上的话:“今日西班牙之民主,尽管还丑陋,却要比那埋葬了的过去,好一千倍!”

西班牙宪法于1978年12月28日生效。同一天,首相苏亚雷兹发表电视讲话。他在电视上宣布,他已经请求国王胡安·卡洛斯一世下令解散议会,启动新的选举。这具有象征意义,这是在制宪以后,按照新宪法规定实行的第一次选举,具有更确定的合法性。通过这次选举,苏亚雷兹本人从1976年国王个人任命的首相,到1977 年第一次大选当选的首相,再变成制宪以后按照宪法规定当选的首相。这一变化将象征着西班牙从君主制转变成君主立宪制。

1977年第一次大选后,就在西班牙国家范围内形成左右对称的两大党两小党竞争的局面,大党一左一右处于中间地位,形象更温和,小党一左一右处于两端,形象更激烈和极端。这种温和和极端,既是政党本身党纲诉求的结果、是自身的选择,也是历史的遗产,是民众的历史记忆。

1979年大选,没有意料之外的情况。原来的四大党派,三个选票微升。明显失落的,是右翼的人民联盟,选票从1977年的8%下降到6.1%,议会席位从十六席下降到九席。民众仍然倾向于温和的中间党派,既要开明改革,又要保障民生和稳定。最醒目的对比,是共产党选票的微升和右翼的人民联盟选票的下降。

这当然和两党的形象调整有关。1977年选举后,共产党在卡利约领导之下,明确地表示支持民主进程,和以往的形象渐行渐远。这是1979年共产党在大选中成绩显著的原因。但是,内部责难和分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八十年代,西班牙共产党分裂为几个党,在全国范围内分量下降。

右翼的人民联盟,经历刚好相反。他们聚集着一批佛朗哥时代的官员。“运动”解散后,原来“运动”旧部也加入进来。他们在佛朗哥死后失势,国王和首相显然都不喜欢他们。此刻,反而是右派们感觉自己受压制,感觉西班牙社会把佛朗哥看成一种“原罪”。他们认为,民主化的结果在完全否定佛朗哥时代,民众义无反顾地抛弃佛朗哥是不公平的。1977年大选后,他们以为,这都是左派“宣传”的结果。他们想扳回来。

于是,1977年后,人民联盟中的一些激进分子,走了一条相反道路,表现得更为激进。在公众集会上,带领追随他们的民众,呼喊“佛朗哥,佛朗哥!”其结果是,1979年大选他们几乎被选民们抛弃。

新制度的特点,是唯有自己才能判自己的政治死刑。只要你有能力反映民意,做民众的向导,早晚有一天民众还会追随你的。从这次惨败开始,右翼开始学着适应游戏规则。他们仍然有上台唱戏的机会。

西班牙完成了政治制度的全面转变,确立了新的君主立宪制。这是苏亚雷兹个人政治生涯中值得骄傲的成就,也是西班牙大众和政治精英的共同意愿。回想起来,能在短时期内完成转变,也离不开佛朗哥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的,西班牙对为赶上时代而做的长期准备。佛朗哥是一个独裁者,可是西班牙在佛朗哥时代的前期和后期是不一样的。在佛朗哥生前,西班牙已经是一个经济发展、开放的国家。在变革进程开始的时候,体制内的佛朗哥旧部,不是顽抗变革,而是率先组党。这一刻,你不能不想到,他们的领袖佛拉加在1966年就推出了取消预先检查制度的新闻法。

自由的空间大了。可是自由和秩序往往是互为代价的。政治改革是一个解禁过程,会带来极大的社会变化。尤其在刚刚开始的时候,社会的调节,根本跟不上变化的速度,人们无法适应。在这个宗教根深蒂固的国家,“突然间”,历史学家评论说,西班牙人“把重获自由当作一种发泄”,不仅色情刊物泛滥,而且社会治安直落谷底,刑事案直线上升,警察束手无策。出租车不敢搭载单身客,怕给“干掉”。在瓦伦西亚和巴斯克地区,则恐怖活动日益猖獗。

真正的考验,是在制度转型以后。就像必须生一次大病一样,活过来,改革才像获得免疫力之后的婴儿,算是能够长大了。在1979年大选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,这一切都如期发生了。

这次考验,围绕苏亚雷兹而发生。起因就是在整个民主化过程中,始终显得“别扭”的巴斯克地区。

我们到巴斯克去

虽然时间紧迫,可是在心里,我们一直在为去巴斯克的行程准备理由。它在北方,很远。可是,正因为远,没有去就很不甘心,觉得这是西班牙非常重要的一块土地,应该踏踏实实在上面走过,才比较放心。再者,后现代建筑思潮之后,我们最想看一眼的闻名世界的未来主义建筑古根海姆博物馆,就在巴斯克的毕尔巴鄂(Bilbao)。还有,就是“埃塔”和巴斯克独立运动,声名在外,我们实在好奇。

在塞维利亚,我们把以后各程的火车票一次全部买妥。买票的时候语言不通,就在纸上写明:日程、地点。地图上,毕尔巴鄂有并列两个地名,先是Bilbo,再是Bilbao。我们写了Bilbo。售票员是个面善、耐心的中年人,看着地名开始摇头:没这个地方。我们只好干脆掏出那张巨大的西班牙全国地图指给他看,于是他写下来:Bilbao。我们笑起来,这又是巴斯克语和西班牙语之争了。

火车开进了毕尔巴鄂。下车后,站台尽头迎面就是一幅巨大的彩色玻璃画,占了整个火车站大楼的一面,色彩绚朗而饱满。彩色玻璃画的感觉,是在别的画里找不到的,它本身就在发光,每一块色彩都是发亮的。画上风景,却很富民粹精神:天空、云彩、山川、树木、河流、桥梁,推着斗车的健壮矿工,牵着耕牛的憨厚农人;那湍急的河中,奋力划桨的水手,洋溢着劳动者的豪情;人,强壮而挺拔的巴斯克人,他们的家园,矮矮的民居,一座又一座高高的教堂,中间镶嵌的那个大时钟,像太阳一样夺目。我们马上注意到,就在这“太阳”下是一个精美纹徽,很意外地发现,那个王冠,那个盾形的纹饰、狮子、城堡,对称的柱子绕着红色的带子,我们很熟悉。它,象征着西班牙,那是西班牙王徽。

已经是夜晚了,在车站大厅里,先花几个欧元买了一幅大地图。车站里有旅行信息中心,问了那里的女士,她给我们在地图上画出古根海姆博物馆,指出老城的方向。

出车站不远,就是毕尔巴鄂河。这儿的街道、大楼、路口和这条河这座桥,在夜间像极了上海苏州河上的四川路桥,一瞬间似乎感觉是站在四川路桥下的邮电大楼前,只是这里的高楼更多一些,灯光更亮一些。

过了桥,再过一条有轨电车街道,就进了围绕主教堂的老城区。进了老城区的小巷,才领悟现在虽是入夜,对西班牙人来说正当热闹时。小巷里店家灯火通明,人潮汹涌,特别是小酒吧,溢出店堂,挤得小巷一节一节水泄不通,似乎人人都在喝,个个都在放声说话,热闹非凡。对我们来说,夜深了,先要找旅馆住下,当然,要便宜的小旅馆。

我们已经有经验了,老城是小旅馆云集的地方。而且,在西班牙找旅馆,要找“H”这个字母的标牌,那是旅馆(Hostel)的意思。在美国,公路上的“H”是表示附近有医院(Hospital),完全不一样。可是,我们转了几条街,一个“H”也没看到,凭经验觉得这绝不可能。老城区不可能没有小旅馆。只好想办法问了。好在,总能碰上懂英语的人。伸手一指,这就是。这是一个招牌,上面一个“P”。在美国,这街道上的“P”表示停车场(Parking),偏偏在毕尔巴鄂,这“P”是寄宿舍(Pension)。寄宿舍,那就是我们要找的小旅馆啊。这才发现,“P”,到处都是。

不过毕尔巴鄂的寄宿舍和小旅馆还是大不相同。寄宿舍是以前的公寓大楼改建的。上海的苏州河边,以前也有很多这样的公寓大楼,楼层高敞,长长的走廊,打蜡的硬木地板,阳台上是铁花栏杆。毕尔巴鄂老城的公寓大楼,现在仍然是住家的公寓,只不过部分房间,有时候是一层两层,改成了给旅行者住的寄宿舍。我们按电铃,“敲”开一个有寄宿舍的大楼,一进门就是个“很奢侈”的大进厅空间,很气派的老式雕塑,和我们习惯了的小旅馆很不匹配。楼梯宽大到豪华的地步,上得三楼,进一大门,里面别有洞天。见了寄宿舍的管理人员。一开口,完了,她的英语恰和我们的西班牙语一样,完全不足以沟通。我只是隐隐约约明白,住宿有问题,因为老太太在摇头。这可是巴斯克的半夜,我们还能去哪儿?

这时,来了一个刚二十岁出头的漂亮女孩,感谢上帝,是美国人。马上为我们翻译开了,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,加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。这才明白,老太太的意思是,今天能住,明天以后的房间都订满了。原来,明天是西班牙国庆节。我们问女孩她说的是不是巴斯克语,“不是,是西班牙语。”她告诉我们,这里的人一般都说巴斯克语,可是像小旅馆这样的“对外机构”,都能说西班牙语。而英语一般都不行。记得在巴塞罗那,小旅馆都懂法语,可是英语也不通行。

里面是长长的走廊,集中几间公共小浴室和公用厕所。住房宽宽大大,有小阳台。今朝有酒今朝醉,我们忘了明天的住处还没有着落,倒头先睡了。

一早起来,老太太比比画画,说是可以住下去了。我们高高兴兴交钱,背起出门的背包。

这才发现毕尔巴鄂和上海的差别——河水环绕的老城之外,是晴朗的、有雾气的、深绿湿润的群山。

河边小广场之上,高扬着一面红底、白色十字架、绿色斜交叉条纹组成的米字旗。这是巴斯克民族主义的创始人阿拉那(Sabino Arana)亲手设计的巴斯克的旗帜,那还是1894年的事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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